其次，《左传》桓二年所说的“三辰旌旗，昭其民也”，其“三辰”也称“三光”：“上法圆天，以顺三光。”（《庄子·说剑》）“辰”也好，“光”也好，其间的星都是泛指众星，不是特指“东方苍龙”。“东方苍龙”，论其地位不及北斗，论其亮度不及猎户星座，古人不会用它做众星的代表。古人只是有时以“五星”为“三光”中之星：“衡，大微，三光之廷。”（《史记·天官书》。索隐：“三光，日、月、五星也。”）“五星”，也作“五曜”、“五纬”，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史记·天官书》）

第三，天子之旗龙旗，是“交龙为旗”（《周礼·春官宗伯下·司常》），即画着相交两龙之旗，不是画着两个“东方苍龙”星座之旗，古籍中从来没有这个说法。人们也无法将两个“东方苍龙”星座画成相交之形。而且，假若先秦龙旗上的龙真是龙星的话，何以后世又变成了蜿蜒巨龙？何以后世的龙身上竟毫无半点儿“星”的印痕？因为作为“文化意象”或“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像一些物质实体，其历史有可能会突然中断，除非是拥有它的那一民族、那一文明已经消失无踪，否则其原有的印迹总会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留下蛛丝马迹。而我们现在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或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与风俗习惯中，除了看到龙与蛇类（包括蜥蜴类）、马类的密切联系外，找不到任何龙与星相关联的痕迹。尤其以《周礼》这样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典籍而言，若其所述之“龙旗”为“龙星”之旗，其后之王者自不可能随意更改其制。

第四，用做“象”之物与被象之物应是两物，绝非一物，否则完全没有必要用“象”一字。刘先生将二者看做一物，实在有悖常识。《考工记》的话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那象鹑火（朱鸟七宿中的柳、星、张三宿）的鸟并非鹑火，象伐（即“罚”，参宿中作“一”斜排的三颗小星）的熊并非伐，象营、室二星的龟、蛇并非营、室，象弧星的弧并非弧星，同样地，象大火的龙当然也并非大火，怎么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先秦龙旗上的龙不是蜿蜒巨龙，而是“龙星”呢？

第五，周代之前，人们没有“龙星”的概念，观之卜辞可知。到周代，“龙星”才开始见诸《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邻，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蒸。”

其“龙”指角、亢两宿（见服虔注）。有人也用以指房、心、尾三宿：“大辰，房、心、尾也。”（《尔雅·释天》。注：“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曰‘大辰’。”）或用以指岁星：“蛇乘龙。”（《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注：“龙，岁星，木也，木为青龙。”但没有人单称大火为“龙”的，由刘先生所引的先秦典籍中众多关于大火的记载中，也可以知道。这说明在先民的心目中，并没有将大火与“龙”等同的意识。以“龙”称大火只是200多年后的东汉纬书《易纬通卦验》，而纬书充满了当时御用文人的杜撰之辞，学者一般不采信之；何况《易纬通卦验》之说仅为孤证，而孤证是不能用以充分说明问题的，不足为据。至于“苍（青）龙”、“朱鸟”、“白虎”、“玄武”四星座之名则首见于《礼记·曲礼上》：“（军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疏：“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

而“龙旗”，早在殷代甚至更早便已高高飘扬了，那时的人们绝不可能在旗上画上后人观念中的“东方苍龙”。

另外，刘先生对《易·乾·爻》“群龙无首”，说是“秋分之后，黄昏时苍龙之首的角宿隐于西方，《夏小正》所谓‘内火’是也”。可“苍龙”只是一个星座，怎能说“群龙”？对该卦《象传》的“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他说“六龙”是指“苍龙”的角、亢、氐、房、心、尾，可有何旁证？古代从来没有人称“苍龙”为“群龙”、“六龙”的。

上述六点充分表明，刘先生的“解读”恐怕是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误读”，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论点，也就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了。

四、“龙星”之名如何来的？

刘先生欲探寻的是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认为龙旗上画的是“龙星”，并据此推断龙的原型即四象中的东方苍龙群星，其谬误之处已于前文驳之。退而言之，即使龙旗上画的是“龙星”，那么“龙星”之名由何而来？“早期汉语典籍”的作者为什么称该星座为“龙”？关键的问题——龙崇拜的起源，刘先生其实并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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