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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九霞]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

内容提要：旅游对于族群文化和认同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基于对不同旅游社区的大量田野调查，作者发现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如云南迪庆的雨崩村，在低强度、深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保持了自然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第二种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园，在高强度、浅接触的旅游作用下，人文景观社区的族群认同得到了强化；第三种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在该类型社区中，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

关键词：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雨崩村；傣族园；民俗村

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促使地域之间、族群之间的障碍被逐渐打破，到遥远的地方去旅游，接触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目的地族群也成为当代旅游者的普遍追求，主客之间的互动也因之成为族际交往的常态。而随着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交流和接触的增加，他们也会发现彼此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种种不同，尤其当两者是来自两个迥异文化的族群时，这种情形下的交往就会产生对各自族群的认同问题。

由于游客来自五湖四海，地位身份各异，且一般而言在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较短，旅游活动结束之后又会回到原先熟悉的环境，相对而言，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就不如目的地居民那样持久而剧烈（彭兆荣，2004）。在族群认同意识方面，“由于游客在进行旅游之前，一般就已经建构了自身的族群认同”（Hitchcock，1999），因而他们对自身族群的所属就不会那么敏感。相反的，旅游目的地居民在与大量异质文化的游客交流之后，其本身的文化必然会发生变化，即发生所谓的“涵化”（acculturation）。“涵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文化变迁”（庄孔韶，2006）。而外在文化形式的变迁又必然会对族群认同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族群的认同意识是依附在这些文化形式之上的（周大鸣，2001），但在某些族群中，认同并不一定随着文化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孙九霞，2003）。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特定的族群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出发点。

目前，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效。国外学者进行了丰富的案例研究，并归结出了所研究案例在旅游开发背景下所发生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变迁特征。艾德马斯（Adams，1984）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托六甲人（Toraja）为迎合西方游客的需要，将一些在本地已较为少见的文化元素如传统的船形屋、水牛祭礼等保留了下来。这一方面强化了托六甲人对即将消失的族群文化的认同，但也有人开始认同游客的文化而成为基督徒。此案例揭示了较强程度接触下对族群认同的分化作用；伊斯曼（Esman，1984）在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Cajun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原本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法裔卡津人（Cajun），因受到一股来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法语地区游客对卡津文化强烈兴趣的影响，重又建立了自身对本地文化和族群的认同。这说明对当地人文资源感兴趣的游客与主人深度接触下强化本地族群认同；佩奇福德（Pitchford，1995）在对威尔士的旅游业的研究中则发现，受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要求地方自治的政治运动的双重作用，普通威尔士民众的族群认同意识得到了重新建构和加强。这是对高度参与、深度接触下加强族群认同的分析；盖姆坡（Gamper，1981）对南奥地利两个族群界限明晰、文化截然不同的族群的研究发现，在开展山地旅游业之后，出于合作开发的需要，两大族群开始逐渐融合，这是对于两个目的地族群旅游合作发展而强化族群认同的解释。除了案例研究，也有学者进行了理论探讨。波哥黑和凯斯（Berghe & Keyes，1984）认为游客对当地人的观赏性旅游一方面使得当地居民想脱离这种在别人观察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保留一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马康奈尔（MacCannell，1984）则提出旅游发展既给目的地带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又因为游客的需要而终止了当地社区的文化发展，即造成了所谓的“博物馆化（museumized）”现象；希契科克（Hitchcock，1999）从情境论（工具论）（Situational Perspective）的角度出发，认为旅游促进了新生国家中认同形成的进程。

同样，国内学者在进行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时也关注到了其对族群认同变迁的作用。旅游开发初期，学者们更多关注旅游对民族、对社区的消极影响，积极倡导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刘晖，2001；黄芳，2002），但在旅游对族群认同的作用方面则乐观得多。有的学者认为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徐新建，2001），后者揭示了族群本身对旅游开发的积极认同。大多数研究认为旅游强化了族群认同。“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同被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并在与民族旅游发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的不断展现，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杨慧，2003）。有的研究更具实用性，将旅游看作实现族群认同和文化要素复兴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族群的精神重建（白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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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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