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的价格从2002年开始以每年50%到100%的速度增长。
2007年3月到7月，紫檀的价格一下翻了五六倍。

　　杨运忠

　　河北涞水从清代开始，就是传统家具匠人的一个高产地。这里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传承古典家具制作的手艺。徒弟只收两类:一是自家的孩子;另一类是老一辈人拜把子兄弟的孩子。家族以外的人想要学这门手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传统古典家具制作都是通过长辈“口传身授”而流传至今。

　　杨运忠就出生在这里，祖上开始就一直干传统家具制作，到他已是第五代了。“我学木匠活是在1965年15岁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全都停课，我就开始跟着爷爷学手艺。那年月学木匠活不容易，‘破四旧、立四新’，手艺人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苗头，是要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杨运忠白天跟着生产队出去务农活，挣工分。晚上回家便关门，躲在后院学木工活。

　　古家具的制作分为工、雕工、打磨等几个工种。木工需要完成从选材、下料、配料、结构、榫卯等十几道工艺，如果不带雕花，木匠一人就能完成所有的制作。因此一个木匠最少是十年才能出师，甚至更长时间，而雕工或其他的工种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两三年便能出师。杨运忠说:“传统家具不用木销钉;在能避免处尽可能不用胶粘;任何地方都不用镟制。弯曲部件和腿脚用实木切割、括刀括光。这样的家具用上几十年、上百年依然严丝合缝。”

　　“我刚开始学徒，每天就是磨各种刃器，一直磨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爷爷交给我一片刨花，说手里的工具磨到能刨出同样的刨花时，才能学其他功夫。后来拉锯刮刨子又学了四五年。”“爷爷说在旧时宫里，木匠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建筑制造的匠人。像我们做的这类家具是属于王公贵族使用，爷爷觉得掌握这门手艺就比人家多一个生存的门道，总是好的。”

　　杨运忠爷爷说的宫里事儿，其实就是康熙年间造办处设立的木作，木匠制作集中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附近。知名的工匠经地方官员筛选和保举到京城，进京前，当地政府会支付一笔安家费，乾隆中期约在60两到100两白银不等。到京城正式录用后，皇家还要发放一笔安置费，约为60两白银，工匠还可带家眷一起进京。入宫的木匠可以得到内务府的旗籍，在为皇室做工时候，有丰厚的工银。乾隆年间，宫中木匠每月发放的工银分三等。分别是6两、8两和10两。按同期官府户部俸禄标准，已经高于一个知县的俸禄，如果活儿做得好还可以获得皇家的奖赏。例如:乾隆元年(1736年)档案记载，9月20日，“花梨木雕云龙柜一对呈进，奉旨拟赏”。5日后，“拟得赏大缎两匹，貂皮四张”，后乾隆帝批阅“着赏大缎四匹，貂皮十张”，比拟赏高出一倍还多。工匠在做工期间，至少管一顿午饭，每年有回乡扫墓的假期，工钱照发，还报销路费，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各行各业中是很少见的。乾隆皇帝曾多次提及，皇家的工程是“料给值，工给价”。

　　爷爷的严格要求，让杨运忠练就了一身本领。“文革”快结束时，杨运忠做了他生平第一套家具。“那天有人上家里来请我爷爷给做套中堂，中堂就是一个条案，一个八仙桌和两把椅子。我记得当时说是女儿要出嫁，想做套家具给女儿当嫁妆。那会儿爷爷年岁大了，认为我可以出师了，他决定这个活让我一个人来做，木材还是那户人家夜里偷偷送来的。”“那会儿我每天出工，挣的工分一个月下来也不过十来块，这套家具当时用柴木，比较好做，一个月就做完了，整整给了100 块钱呀。”

　　其实，杨运忠和他的爷爷此时的命运，正是中国古典家具兴衰的一个写照。从民国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这几十年，中国古典家具制作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断档期。

　　沈镇

　　沈镇，1954年生人。家里也是祖祖辈辈做传统家具的，他的手艺是跟着父亲学的。沈镇和杨运忠算是隔得很近的老乡，都是涞水人，只是不在一个村，两人相识是在北京朝阳区三间房一家叫大厂的木器厂。

　　“大厂就是大规模木器厂的意思，属于北京外贸。那是70年代末了，国家外汇紧缺，外贸部门到我们这来招人，说老外很喜欢中国的古典家具，让我们为国家出口赚汇做贡献，我们当时就这样来到北京。”

　　中国的古典家具早在16、17世纪就已经被欧洲所认识，对于中国人不用任何钉、胶，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极为神奇的事情。1944年，旅居北京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在当时的北平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堪称中国明代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古斯塔夫·艾克将自己收藏的明代家具拆散，严格按照比例绘制了节点构造图，使人们得以了解明代家具的内部构造。70年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美国人安思远(Ellsworth)又出版了《中国家具》一书，这两本书大大推动了外国人对中国古典家具的认识，也由此在西方形成中国家具收藏热。

　　“当时交给我们的图纸，都是老外自己提供的照片，他们要那种原汁原味的明清家具。那会儿一到周末，很多外籍人士或外交人员都到厂门市部淘宝，很多家具当场就给买下，我们手里还在做的通常也会被订购。当时北京通县、三河直到河北东光等地都是硬木家具的外贸加工点，也是那会儿，我们才有机会开始接触到硬木。”杨运忠在旁边说，“当时这类木材市面上没有，是国家专批给外贸的。我们学徒时谁也没有见到过，只听老人们说过这些都是上等好料，都是宫里和有钱人使的。”沈镇说:“当时也给我们找来一些曾做过硬木家具的老工匠教我们。”硬木家具材质坚硬，所使工具也和一般做家具的工具不同，耗费的工时。比如要解出一块木板，必须是两人使用专用的“框架锯”俗称“窗锯”才能完成，最快也要三四天。“当时我俩一起做一个翘头案，花了一个多月，比做一般木料的家具辛苦得多。”

　　活儿是辛苦，不过一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块钱，但当时国内老百姓对这些传统家具却不感兴趣，杨运忠说了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时我们那个厂遭过贼，家具没人偷，木材也没人偷，偷的都是我们用来装碎木料的麻袋和捆大木料的铁丝。那会儿这类硬木才几毛钱一斤，跟现在的行情没法比。”

　　这是明清之后，硬木家具重新在中国掀起的一个高潮，只是这次高潮是为国外市场服务。不过“外贸货”倒是让手艺人再次拿起工具重出江湖。

　　老板

　　1985年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出版后，港台地区收藏家开始涌入内地，带动了全国的收藏。沿海城市的一些商人也赶到北京、天津等地收购老家具，这些旧货商人收了黄花梨家具后就空运到广州、深圳，悄悄地出境，香港、台湾地区成了硬木家具的主要出路。后来，山东、山西、陕西和东北三省的一些老家具商人也纷纷加入，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种狂热的现象，被称为“八五狂潮”。

　　香港这时也出现了一批收藏明清家具的收藏家，像叶承耀医生，他大部分藏品购于其后两年，成为世界上拥有明式家具最多的藏家之一。1996年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推出了叶承耀藏“中国古典家具”的专场拍卖，这是国际性拍卖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问津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吸引了世界各地收藏家300余人亲临，更有众多藏家参与电话竞拍，盛况空前。上拍的107件拍品悉数成交，总成交额在6000万美元。其中一座明末黄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屏风更以100万美元的高价创下中国古典家具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在明清家具价格持续上涨的带动下，老木新做的仿古家具及新木仿古的家具也大批出现。

　　杨波自己说是清代宫廷御匠世家传人，把放在其他生意上的资金集中到一起，开始做起古典家具的生意，经营起一家名为元亨利古典硬木家具的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类传统家具都是往台湾、香港地区走，我们这边常常会以家庭为单位做传统家具拿出去卖。一般是周六晚上到了北京以后，有条件的找一间地下室过夜，没条件的就睡车里。天亮后，三四点开始交易。虽然都是软木家具，不过做家具的工艺在那儿呢，也特别好卖，俏得很。”

　　2003年香港春拍推出一套康熙御制的寿山石嵌人物透雕龙寿纹十二扇围屏，以2500万港元的高价成交，打破前纽约拍卖会黄花梨屏风创下的中国古典家具拍卖的世界纪录。这次成交在内地市场引起极大的轰动。

　　“中国古典家具这20年，早期是跟香港地区有关系的，国外与香港地区那边出钱，出图案，你给我找材料，给我做好。内地是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火爆。黄花梨的价格也从2002年开始以每年50%到100%的速度增长。2007年3月到7月，紫檀的价格一下翻了五六倍。”

　　与此同时出现的就是古典家具制作的手艺人开始严重紧缺。“像我们的手艺都是几十年学徒和实践积累下来的，这种手艺不能速成。现在虽然也有教古典家具、传统家具制作的学校，三五个月，一两年，这怎么可能出来真正的好木匠呢。我们当年都是上过学的，没文化可干不了木工活。”杨运忠说。

　　人才紧缺，但工艺流程比过去大有进步。解木板已经不用再去费力的两人拉大锯拉上个三五天了，如今使特制合金材质的电锯。打磨除了采用原有的砂纸打磨外，还多增加了一种钢板打磨，据说这样能使木材的纹路和亮度更好。款式和图案上的变化就是适应于现代人生活:“我们过去没有沙发，清式的宝座又高又大，到现在就要放矮，组合沙发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过去是罗汉床，我们利用它的样式，改装成适用于现代人的双人床，这样方便人们上下床。图案也一样，其实都是参考过去的图案，只是组合起来的位置不一样了。”杨运忠如此说。而在杨波看来:“古典家具制作的结构和手艺是永远不能变的，花饰花纹会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 ”

　　如今杨运忠和沈镇都在杨波的公司里工作，他们已不再是年轻的小伙了，但他们却成为老手艺传承的最重要的人物。老杨的儿子和老沈的闺女也都继承了他们的手艺。唯一不同的是，杨运忠和沈镇收的徒弟却来自全国各地。-

　　( 记者◎李晶晶 摄影◎关海彤；实习记者袁贺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