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多样性与标准化的关系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在追寻国际政治秩序重建的同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核心的国际力量也在谋求对文化的重新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讲经历了从“文明的冲突”[20]到“文明的共存”[21]的转变，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国间的文化对话与交流，也产生了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格局。在文化交流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易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有面临消失的潜在危险。在信息技术和市场化的推动下，西方强势文化不断扩张，全球文化有出现单一化的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潜在的弱势文化消失和全球文化趋同化浪潮等危机，UNESCO于2001年制定了《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22]《宣言》是第一份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正式确立文化多样性概念、描绘文化多样性对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重要性，并在国际层面探索对文化多样性的保障机制。这一机制也就是UNESCO于2005年制定的《保障及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本文以下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该公约确认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并明确了各缔约国需要“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需求，在其境内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23]

　　UNESCO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论述和实践，用刘非非、单世联的话说，“既是对西方文化强势扩张的现状所做的一种合理反应，也是对全球文化趋同化的一种深刻担忧。”[24]从UNESCO的探索历程来讲，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与对世界遗产体系的探索紧密相关。伴随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保护文化遗产的理论和行动也不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特征表现的“文化多样性”被首次提出，然后作为一项理解人类文明的理念被提倡，在目前作为一项公共文化事务表现为全球普遍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25]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公共文化工作，“形成广泛参与的运动，以浓墨重彩重绘了中国的文化地图，创造了新的历史”。[26]非遗保护工作正是要以政府主导的形式延续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生命力，以现代社会的理念保护传统社会的文化，其目的之一即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27]因此，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以保证传统的可持续发展。

　　2007年原文化部制定的《文化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2020》提出“形成涉及文化领域安全、环保、质量、工艺、功能、技术、检验检测、资质、等级评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形式“推动文化产业的秩序化发展”“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等工作目标。[28]201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三条提出，“国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2015年，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文化领域标准化重点”专栏中，明确提出“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标准研究”“开展中国文化传承标准研究”的任务。[29]由此而见，文化遗产传承和文化产业的秩序化、规范化已经进入到国家的文化政策决策，表明了从国家层面鼓励支持文化标准化建设的重要导向。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引入标准化的理念，经实践证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英国注重遗产保护相关的基本术语界定，强调调查和记录的基础标准制定，同时制定与遗产修复有关的技术标准；美国在遗产保护中采取开放性的标准制定方式，邀请公众广泛参与，并与国际性标准对接。[30]这些做法亦可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借鉴。

　　作为文化特征的标准化及其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研究上部分学者已经予以揭示。王霄冰对于祭孔礼仪的研究揭示了以王朝和君主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在祭孔礼仪的标准统一中发挥的作用，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礼仪标准化。但祭孔礼仪在东亚各地的在地化流传又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状态。[31]李凡关注胶东地区妈祖信仰的标准化现象，作者指出在神灵祭祀趋向标准化的同时，又同时会融入到地方的祭祀空间中，并不完全呈现出标准化的面貌，作者将其称为半标准化。[32]随着全球化、市场化、遗产化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宣传，一些节日习俗、文化仪式等逐渐呈现出标准化的趋势。如陈志勤以端午节为例关注了节日习俗的“泛时空化”倾向，即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蒿、挂菖蒲等已经超越地域、时空的限制成为端午习俗的通用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全国普遍在过同一个端午节的意象。但同时，在各地还普遍存在着具有地方性的节日习俗，这种地方性的习俗与全国日渐统一的习俗并存的现象构成了当下端午节的景观。[33]岳永逸将端午节的符号更进一步缩小为粽子与龙舟这两个元素，指出在端午节日渐遗产化的同时，一些经典的节日元素逐渐形成普遍性的节日活动，从而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端午节[34]。

　　正如上述学者研究所揭示，标准化也是文化的一种基本特征，但它往往只是一种趋势，与同时存在的地方化力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并不会出现完全统一化、标准化的情况。标准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地化和本土化，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激发了文化内部保护本体文化的文化自觉，是作为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单一化、标准化的抵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保护公约文件制定中，已经注意到将文化固化、标准化等文化认知的理念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危险性，并提出了防范性的措施，如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没有使用本真性、完整性等概念，用意即是要避免在文化保护中存在的本质主义的认识与实践；[35]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更明确指出“本真性和排外性不应构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和障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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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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