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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陶塑：泥土烧结的文化志

　　二、泥土烧结的文化志

　　墓葬陶器的大量出土，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先民心目中彼岸世界的模样，那是现实世界的模型和翻版。人们以陶和其他物质制作的人俑、车马、房屋、用具，为墓主人提供类似生前的一切服务，并将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状态永远凝固。

　　经过若干世纪之后，地面上的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地底下埋藏的东西大多还保持着千百年前的形态。它们让后人穿越时空，“看”到遥远过去的样子：古人的房屋结构是什么样，怎样穿衣装扮，有什么用具，做什么营生（生计模式），属于什么族群，需要什么神灵护佑（宗教信仰），享受何等待遇，具有哪种阶位“规格”（社会结构），等等，犹如一部部泥土烧结的文化志。

　　（一）建筑

　　就像现在为亡灵焚送纸扎别墅一样，古代用陶屋随葬。从陶屋模型的结构和建筑构件看，南北建筑样式和功能各有不同，但砖瓦的普及，说明把泥土烧结后使用的工艺已有多向延伸，同时也决定了中式房屋的基本样式。

　　南方出土的陶屋，门窗较北方大很多，显然是为了满足南方湿热气候通风透气的需要。广东甚至出土了干栏式陶屋，底层架空作为畜厩或存放杂物，人居楼上可避湿气和虫蛇。这种建筑样式，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尤为实用，至今仍在华南和西南低热河谷地区流行。很有意思的是，在一个东汉时期的陶城堡上，我们看到近代岭南地区流行的碉楼和围屋的身影：下层不开窗，高墙环绕难以攀爬，门有武士守卫；上有突出的城楼，城堡四角设角楼，窗户狭窄，便于防守。城堡内有陶屋，其间塑有众多家丁、奴仆、工匠、乐舞俑等。这种碉楼围屋式大宅，一般是较为强大的宗族所为，可防匪盗。与近代碉楼相比，变化在顶部：古代碉楼顶为中式四阿顶；晚清沿海华人大量出洋后，回乡盖的楼房顶则都变成了洋式。

　　河南郏县明代墓出土的陶院落建筑群是为墓主人建造的豪宅：一座牌坊，三进院落，五脊歇山式牌坊与大门间，分列两排骑马俑。院门外有八字墙，门内有影壁，三进院以中轴线对称列出九座悬山式平房，一座堂楼，四个前后串通的门与围墙。前院左角置陶轿，后院左厢置灶，左角有磨、杵臼、猪羊等，院内分立男俑17人，女俑10人。这套宅院是中国古代北方民居的真实写照（图4）。南北建筑样式和功能，各有不同。

图4陶院落。邓启耀摄，2017年

　　（二）服饰

　　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陶纺轮、骨针、玉石骨牙饰品和陶片上的织物印纹，可以窥知先民服饰及编织的部分状况。青海著名的舞蹈彩陶盆，让我们看到了衣有尾饰的舞者的身影。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曾有陶塑人体残件出土，其中一个残片似有可能成为所塑衣饰的某一局部，且表现出高度写实性和质感，从其两侧内收及结束情形推测，它所塑造的也许是由皮革制成系于腰际的装束，体现了五千年前北方衣饰的某种结构，留给我们一点自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皮韦服饰的具体印象。自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将服制作为礼制一部分以来，服饰就不仅仅是蔽体或美观的衣物。殉葬的陶俑，穿服着不同的衣装，散发着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文化气息。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与边地交往频繁，各民族错居杂处，社会文化风习互相渗透。宽博华贵的汉服唐装，是贵族士子的身份标志，其儒雅潇洒之风，迅速东传朝鲜日本；短小紧身便于骑射劳作的北方民族“胡服”，则为汉地劳动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服式异彩纷呈，其中几脉影响较大：一为宽衣广袖的汉服唐装，循秦汉旧制，依然是社会上层依礼常服的样式；一为短衫裤褶的胡服夷裳，以北方游牧民族服式为仿本，深受劳动阶层欢迎；还有兼收二者之长，既承袭秦汉遗俗，又吸收域外奇装异服的新意，哪处时髦秀哪处。南北朝至唐代女子上衣紧身、短小、敞露，有的开胸很低；下装长裙曳地，或宽大多褶，或紧身随体（图5）。“上敛下丰”的时尚，至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流行。

图5唐代仕女陶俑。邓启耀摄，2014年

　　（三）交通

　　骑马是古代最便捷的出行方式，从北到南，都有大量骑马俑的出土。在西北沙漠戈壁地区，骆驼几乎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而在道路情况不错的地区，车舆的制造和使用，不仅增加了运力，更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在河道纵横的南方，水运是极为便捷的交通工具。从广州市博物馆陈列的几件陶船模型看，汉代的船舶制造，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一是船舶的形制多样，功能复杂；二是技术含量较高，能够适应内河及浅海的航行。如下图陶船（图6），是一艘可航行于内河和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船后有舵。舵的发明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船头两侧安插桨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的牢固，加深船的吃水量。

图6陶船。邓启耀摄，2017年

　　（四）狩猎

　　狩猎，在底层百姓或专业猎户中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计模式，在王公贵族那里，却是武功征战的象征或休闲娱乐的一种生活方式。“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潇洒，只有生活富足的贵族和有余暇足风流的士子才可享受。生前如斯，死后也要把这种风尚带入坟墓。

　　（五）养殖

　　杭州余姚河姆渡遗址、浙江吴兴邱城遗址都出土过一些陶猪。结合同时出土的猪骨推测，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饲养猪、狗、牛、马、鸡等家畜家禽了。至汉代以后，从各地出土的陶牛圈牛栏（图7）、陶鸡屋模型看，养殖业已经十分规范，设有专门的厩栏。这些牲畜，除了助力或食用，还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

图7汉代陶牛圈。邓启耀摄，2017年

　　（六）农耕

　　广东地区出土的东汉陶水田、西晋犁田耙田模型，形象地再现了古代南方水稻耕作的情形。广东连县出土的西晋犁田耙田模型（图8），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耖耙实物模型，耕而后有耙，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陶水田模型。水田中有船，可见水不会太浅。这是否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常见的造田模式相关呢？即先把沙洲围为桑基鱼塘，并逐渐使其淤积为沙田，然后种稻。如果是这样，珠三角地区向水要地围垦沙田的历史，应该是更早了。然而，看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原件，船却是停靠在田边的，也就是说水田紧挨着水道，农人来往或运送秧苗稻谷，基本靠水运。这两种不同的陈列方式，透露的是不同的信息。真实情况怎样，需要查阅出土时的情形。不过，水田与水道相连或水田来自河滩围垦，却都正是珠三角地区古代农耕的现实。展品介绍说，稻作始于南方，而以陶明器随葬却是中原风俗，这些陶制模型都出土于南方墓葬中，说明秦汉时南和北已有文化交流。不过，比较各地展品，中原地区墓葬明器多为权贵，南粤地区这类墓葬的墓主人身份大约则是农夫，就像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摩公在祭祀亡灵时唱诵的祭词：“天上还有多少田没有犁耙，等你到了才犁耙；还有多少姑娘还没有出嫁，等你老人家到那个地方才出嫁。”做惯了农民，到了另外的世界还是想着种地。

图8犁田耙田陶模。邓启耀摄，2017年

　　在广东、湖南等地方出土的汉代陶仓上，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地方之为鱼米之乡的状况。陕西汉中县汉代墓葬出土的陂池陶模和陂池稻田陶模表明，修建水库用于灌溉、养鱼、种菱，至少在汉代已经盛行。河南密县墓葬出土的陶仓楼，出土时器内盛有粟粒，楼壁彩绘楼梯、绵羊、喂马、佩剑、收租等图像，完整地呈现了汉代北方农业生活场景。

　　（七）手工艺

　　工匠，特别是掌握铸铜打铁之类手艺的匠人，在有的民族中（如拉祜族）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与头人（制度文化代表）、巫师（精神文化代表）一起，共同成为社区三巨头，领衔族群重大祭典。在几大历史转折期，即所谓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也都是以研发先进工具、掌握国之重器生产技能的工匠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并因之成为时代象征。

　　（八）日常生活

　　在广东、湖南等地发现的陶灶和庖厨模型，让我们看到古代生活最日常的一面。陶灶有圆形和方形，两眼或多眼。锅釜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灶的使用，说明古人对热能利用、通风、排烟和与之相应的灶型结构等的认识，已经远远高于篝火或火塘时代。特别是为不同炊具设计的双釜灶或多釜灶，既显示了对热能充分利用的功能考虑，也体现了食物种类的丰富和烹饪方式的多样性，如釜用来煮食，釜上放甑则可蒸。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七眼陶灶（图9），灶台从灶口到出烟口，并列三眼陶釜，已经算是把热能充分利用了，更绝的是灶的两边还嵌入了四个陶釜，可以温水或慢炖，真是把热能用到极致了。灶口匍匐一人，两侧的釜前还各有一人在操作，可见这个家庭吃饭的人不少。

图9七眼陶灶。邓启耀摄，2017年

　　陕西、河南、广东出土的挑水、舂米俑、簸米、庖厨陶俑，直观地呈现了食物加工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反映了汉晋时期家庭或家族生活的一般情形。至明清，陶俑制作更加精良，细致地呈现了食具的雅致档次和繁缛的宴饮礼仪。随葬于豪门墓中的陶俑及其用具，显示了奢华内庭生活的生死大挪移；依照不同葬制，在死后还强调着社会阶层的不同“规格”。

　　这些陶塑作品，直观呈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场景：我们看到汉代岭南地区建筑的不同样式，它们有中国建筑共同的特点，也有湿热之地特殊的模式，如干栏式建筑；看到水稻种植的耕作和养殖的情景，知道谷仓有不同的样式，厩养有几种方法；看到作坊、庖厨的工作状态、原料、基本用具和工艺过程；看到无论是陆行的骑马赶车，还是水路的舟楫船舶，都已有成熟的形制；在唐以后的墓葬陶俑中，更是复制了完整的世俗生活：佣人的分工、家具的配备、衣食住行、锅碗瓢盆，都安排得十分周到。

　　虽然比起青铜器而言，陶器更容易制作也更廉价一些，但陶器的形制、纹饰等所折射的某些社会意识并不简单，如国家关系、文化交流、等级观念、权力象征、审美取向等。在陶塑上，我们可以看到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九）文化交流

　　中国的汉唐元明诸朝，国际化程度很高，这在大量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在民间层面，边民互市，甚至延伸为长途贩运，是太平盛世的生活常态。那些彩绘的胡商陶俑，背包提物，生意做得十分具体。那些牵骆驼的、骑马的、交流物产的、传教取经的，更是物流滔滔，文潮汹涌。不经意间，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信仰之路，就在他们的脚下形成。在官方层面，使传往来频繁，国与国的外交事务，习如家常（图10）。连做陶俑的工匠，都看惯了胡服，熟悉迥异的面相，从他们手里捏塑的胡俑，个个活灵活现。没有长期的接触，不可能那么具体。

图10三彩骑马驿使俑。邓启耀摄，2015年

　　（十）社会礼仪

　　礼乐制度，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礼仪、宗教仪式的表征之一。在远古，乐舞已经具有敬祖、和族、祭祀等功能；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雅舞”“杂舞”之分；到汉代，更汇集角力、竞技、驯兽、幻术、乐舞、杂技等组成了“百戏”；唐宋盛世，中外文化交往频繁，域外竞技如马球、相扑等，也成为一时之风尚。

　　歌舞升平，在统治者的语境中，代表着“文治”之太平盛世的境况，笙歌宴饮亦是身份的象征。王公贵族，会按不同地位，配备不同“规格”的礼器、乐器和文工团。宴饮，必有歌舞相伴；出行，亦需奏乐仪仗队开路。文人士子，则以鼓瑟狎伎、对酒当歌为酷。这种排场也带到了坟墓里，要为他们配备相应“规格”的乐舞俑（图11）。亡灵能否享受未可知，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古代服饰、乐舞、体育、杂技等文化娱乐的珍贵视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