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峒傣人男子现均改穿汉装,年纪较大的穿对胸上衣,与一般汉、壮族农民无异,……,据说在四、五十年代前,傣人男子的衣着与现在不同,包头巾、上衣长过膝、右衽、袖窄,与越南人无异。……傣人妇女的发式,与当地汉、壮妇女的发式均不同,头发先束成条状,用绿色丝巾或花布卷好,然后绕头一匝,俗称为“砧板譬”,发外再包黑头巾一条。……青壮年妇女穿右衽或对胸的短内衣一件,外穿无领右衽长过膝、窄袖的上衣,……,腰间再束以长腰带一条,带结打在背后,带段下垂,……”[16]
“金龙峒傣人与越南傣人在文娱活动上,基本上是相同的,找不出什么区别。”[17]
“傣人不论男女,均喜欢歌唱。……此外没有民族舞蹈,也没有作文娱用的乐器。”[18]
以上引文所述情况与我们调查的情况相符:“金龙的女子穿长衣”为龙州地区的一大特色;侬峒节为板烟、板池所特有;“叮”虽为乐器,但是作为神圣的法器存在而不是文娱之物,且没有和防城、凭祥等地所谓的“天琴舞”。
《调查》载:
F“金龙峒的傣人、信奉佛、道两教。据老年的人说,佛教是傣人早期的信仰,从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活动者的种类来看,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话是有根据的,目前傣人尚存有本民族所特有‘坊公’和‘魓公’两种,……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和各族间的相互影响,有些原为傣人所特有的风俗,也为他族所吸收,而他族的风俗也可能为傣人所吸收,变作为本民族的风俗。正如傣人的老年人所说的:“在很久以前,我们傣人是不信奉道教的,也没有‘道公’这个名堂,后来看见邻居在五联乡的壮人,做起道来很好看,傣人便有人喜欢学道了”。傣人拜侬人(壮人)的道公为师父,学道以后,才有道公出现,但是傣人何时开始与侬人学道的,他们已记忆不清了。因为傣人的‘坊公’和‘魓公’是念越南的经书的,而侬人的道公是念汉文的经书,……”[19]
G“魓公”:……。是傣人特有的宗教活动者之一,但所作的法事与侬人的巫公完全无异。法事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生产、生活、生育等三方面,与道公不同。傣人有句很流行的谚语,“道公送命,魓公救命。”由此可看出两者活动范围及分工。魓公有与巫公相别的经书。书是越南字(字喃)。作法时,口读越南音,头戴尖帽,(俗称戴顶),身着红色法衣,坐在地板上,手弹二弦琴,左边脚的大拇指挂着一串铜环,头拜身摇,口喃经书,音与琴声相应,墙上挂有佛像,……(注:见《调查》第133页“傣人的宗教活动种类”。《调查》记载:傣人的神职人员除魓公外,还有坊公:主事丧葬;仙公:做法降神、求平安、问祖先等;密公:做法治病;道公:傣人的道公是向壮人学来的,仪式均与壮人的相同,道公的唯一活动范围是在丧葬方面。)
可见,如承认金龙峒农、李二姓的族源为傣人,“叮”则为傣人独特宗教仪式活动中的法器,而“此法传至越南”(见编号为F的引文及注释)应是指傣人迁至金龙峒定居后带来的宗教习俗等文化,而在长期的民族交流和融合中,傣、壮文化互相影响、吸纳,出现今天的佛、道、释及多神结合相杂的民间宗教信仰文化,那么按现有的线索推测,“叮”在桂境内最早应不超过宋以前出现,但在查阅唐至元的记载广西风土志的相关文献(注:所查阅的文献指:《北户录》三卷:【唐】段公路撰;《桂林风土记》:【唐】莫休符撰;《领表录异》:【唐】刘恂撰;《桂海虞衡志》:【南宋】范成大撰;《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刚中观光稿》:【元】陈孚纂;《赤雅》:【明】邝露撰;《广西太平府志》:【明】甘东阳纂;《粤西笔述》:【清】张祥和撰。)中,民间宗教或异志门中,多以“鸡卜、蛊毒”等记之,未见有“叮”“鼎”的记载,如此属较“奇异”或特有的风俗,应会有所涉及,因此这里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流行地域不广且较偏远,不易被著者所发现;二、此时的“叮”未曾出现;三、尚未传入龙州境内。
综上所述,“猥云传自交趾,其信然耶抑盘瓠之流传耶”可推测得:“叮”在汉代已然出现,但流传范围应是在现今的越南境内,至明代,传入桂域,而据现有的考证,“叮”传入龙州应从1803年上溯到明代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此外,“叮”还应属于西南百越民族本土的乐器,《壮族风情录》关于“叮”的起源也持此观点。(注:此观点是根据“叮”的制作材料及与周边若干民族相似的乐器的形制、流传地域之比较所得,即“叮”或为完全出自壮族自己创造,成为西南地区古代各族原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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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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